; 苏泽在奏疏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刑律和民律。
谋反大逆，杀人放火，作奸犯科，此等罪大恶极的案件，是朝廷需要立刻判决的，用来正视听清民风的，这类案件就是《尚书》中“明刑弼教”的刑律。
而民间私讼，产田纠纷，友邻不睦这类，户婚田土钱债诸事的案件，实际上并没有以上案件那么罪大恶极，所讼的也不过鸡毛蒜皮的小事，苏泽将其归于民律。
苏泽又讲，由于京师的民律诉讼太多，以至于顺天府的案件积压如山，很多严重的刑律案件都得不到及时审判。
而普通百姓之间的诉讼纠纷，官府也不由分说的将原告被告双方都抓入牢房，而百姓人家为了尽快把人从牢房中救出来，都要倾尽家财贿赂官员衙役。
还有一些地方官员，厌恶百姓诉讼，用“争讼”的罪名将原告被告不由分说逮捕入狱，完全不按照《大明律》宣判，肆意加重惩罚。
这样的结果是民间根本不相信官府，在一些地区宗族私刑泛滥，宗族外则用械斗来解决争端，官府都不敢插手。
长此以往，严重影响了朝廷和官府的威信。
隆庆皇帝看到这里也重视起来，刑律之事确实不是小事情，苏泽说的这些情况，其实刑部官员也已经上书讲过。
但是刑部也没有好的办法。
国初的时候，民风相对淳朴，地广人稀，经济纠纷也不如现在多。
到了隆庆朝的时候，地方经济发展，户婚田土钱债诸事的诉讼越来越多，也出现了专门负责打官司的讼师，这让地方官府不堪重负。
有些地方争讼成风，还有讼棍怂恿百姓打官司，很多明代官员都认为争讼败坏民风。
可每次刑部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