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只记录发生过的事情，而不记录未发生过的事情，过去没有的并不意味着将来没有，未来不是历史的再现，技术进步的本质正在于其不可预知性。
回顾齐国数十年来经济发展，尤其是所谓的“工业革命”以来的进程，就会发现“革命”来自创新，这种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发明，也包括制度创造。
如果没有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制度，就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无畏地涌入市场，也不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资本。
如果没有专利法和鼓励创新制度，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发明。
如果没有日趋完善的商社（公司）制度，这些发明也不会创造那么大的价值，当然，先进的工业也就无法诞生。
齐国的所谓“工业革命”无疑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由商社和个人技术创新引发的，但是将它们转化为真正的产品，并能影响社会的却是商社（公司）。
商社（公司）是一种政治上很重要的创造物，或者说，除了国家，商社（公司）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组织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商社（公司）的出现丝毫不逊色于文字、火药、蒸汽机的发明。
作为一种最特别的“机器”，商社（公司）制度是技术的放大器，使技术创新变成真正的财富。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两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这或许是现代公司最早的起源。作为殖民时代的工具，无论荷兰东印度公司，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它们都拥有国家特别授权，除了一般生产和贸易，还可以对外征服、统治、宣战、媾和，包括组建军队和发行货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名为公司，实则与国家无异。在以后的很长时间，英国与荷兰的竞争，其实就是这两家公司之间的竞争。
从商业结构来说，这两个东印度公司作为股份制法人公司，已经与传统的合伙企业大相径庭，它们都实行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