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朝廷要收税，田赋、丁银都藏在千家万户的田亩和人丁里，得靠士绅出面丈量、催缴，否则官吏下乡只会被百姓当作豺狼，激起民变；朝廷要维稳，地方上的宗族纠纷、流民闹事，得靠士绅带着族丁出面弹压，用“乡规民约”安抚人心，毕竟百姓信族长、信士绅，远胜过信官府的布告；朝廷要花钱，赈灾的粮食、修河的物料，多半要从士绅的粮仓、商号里征调，国库空虚时，还得靠他们“捐输”填补窟窿，皇帝赏赐的“义民”牌匾，便是对这种依赖的明证。
士绅们正是攥紧了这根“朝廷离不开”的绳索，才能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在朝堂上与皇权分庭抗礼。
你要加税？他们便喊“民不堪命”，煽动百姓哭诉求情；你要改革？他们便搬“祖制难违”，串联同僚百般阻挠；你要动他们的田产？他们便说“动摇国本”，让皇帝也得掂量掂量会不会激起士绅叛乱。
正因为如此，即便蒙古鞑子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也不得不向这种治理惯性低头，采取包税制，给予地方士绅乡绅诸多便利。
他们本是游牧民族，不懂农耕社会的治理逻辑，更无力派遣足够的官吏深入每一个村落征收赋税、维持秩序。
面对广袤的中原大地和数千万以农为生的百姓，除了依赖熟悉地方事务的士绅，几乎别无他法。
包税制便是这种妥协的直接体现——将一县一乡的赋税额度整体“包”给当地士绅，由他们自行向百姓征收，朝廷只问结果，不问过程。
这等于默认了士绅在征税中的主导地位，他们可以借着“包税”的名义，在朝廷定的额度之外额外加征，中饱私囊；也可以凭借这种与朝廷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地方的权势，甚至将宗族势力延伸到官府难以触及的角落。
蒙古统治者虽有铁骑横扫天下的威风，却在治理中原时不得不依赖这些被他们视为“南人”的土绅，只因离开了这群熟悉农耕社会运转规则的中间人，庞大的帝国便会陷入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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