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瞧瞧人家苏学士，从不好高骛远，华而不实，总是能切中治国的根本要义。
一个架设在田税基础上的国家，如果连种田是怎么回事儿都搞不清楚，那岂不是一团笑话。
不光民间和学界，豪强和勋贵，朝廷重臣和皇室也陷入了这场运动。
首先，人们终于从知晓了原来各地的耕土性别，从北到南，居然有十四种之多。
关中的黄土，中原的褐土，南方的红土，原来都是贫瘠低产的差品。
最好土质的黑土，居然是在辽国的地盘上。
其次，人们发现自己对土地和国家的关系认知上，居然是如此的浅薄。
多少耕地能承担多少人口，多少人口能承担多少赋税，这些赋税又能支撑怎样的食税阶层，原来都是可以以计算出来的。
甚至，一个帝国，能有效统治的地域大小，也跟土地的生产息息相关。
苏轼的名声再上一个巨大的台阶，他门前排队求见的人已经堵住了两条街道。
这使得来宣旨的太监和翰林院学士惨了，一路挤过来，衣服也乱了，帽子也歪了。
一日三诏，之前只有太宗和寇准享受过的待遇。
“行了，让苏学士出来接旨吧！”太监忍着一身汗，气喘吁吁的对苏轼的弟子说。
“贵官，家师说了，不奉诏。若此时得官，就是炒作名声，与初心不符......”
“甭废话，起码形势走一下我们好回去交差啊！三辞三让，总得给我个信儿，下次把苏学士想要的拿过来。”
说话的是秘书省的蔡旻，前任三司使，大书法家杭州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