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水刊苦，却不知想写一篇认真的论文，到底要经历多少折磨。
在距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国富论》诞生的七百年前，人们还没有建立一套分析社会经济的框架思维。
生意、买卖、营生、家业，这些才是古人对经济的认识。
所以，第一批踏足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人，注定要经历思想上的痛苦。
孔拓是河东晋城人，算是孔门最大的一个分支。
家族世代治学，以《春秋》、《论语》作为本经，兼修官史，在晋阳也算是顶级的学阀。
自去年进入汴京等待秋闱，他就感觉这世界越来越不对劲。
这里是国都，也是万千精英汇聚的地方，但他感觉到的不是庄重威严，不是那种复古和崇礼。
汴京人太妖了，不但服饰妖，风俗妖，连思想也妖。
在这没什么克己复礼，没什么三纲五常，没什么万世师表，所有人都在抢，抢一个成为圣人的机会。
他感觉汴京人疯了，难道天下出了一个范文正，就一定有一个王安石，还会有下一个苏子瞻么？
人人都想成圣，那谁来当普通人，当圣人的注脚。
在跟张载的弟子交流过后，他才明白中原人的道理：过日子，听那么多大道理干什么！
怪不得治学之人个个想当圣人，原来当不上圣人，根本没人理啊。
幸好，他仗着孔门的余荫，在太学里交了不少朋友。
嗯，成功的混进来，成为了周刊的研究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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