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像章惇、周敦颐、王安石那样，写一部自己的四书新解。
这两个方向极其艰难，一个是生下来有就有，另一个是别人说你有你才有。
还有第三个方向，就是谁能创新性的发表出来治世之良策。
从国朝第一位宰相赵普开始，宋代的相公就必须是搞治国的战略家。登台拜相的前提，那就是能写一份让皇帝和朝廷重臣都非常认可的“某某疏”。
比如范文正公的《答手诏条陈十事》、韩琦的《论备御七事奏》、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现在，钱韦明给大家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咱不能直接大而全的写一份治国方略来一步登天，不等于不能在某一个小领域有独创成果。
一篇文章不够，那就两篇、三篇、五篇、十篇。
积少成多，到时候自己的思想传播开，朝廷还能不舍一个侍郎的位置安置自己么。
读书求学为的是什么，还不是要做官。
科举难考，要没有恩科两三年不一定开一次，中榜的名额也才一二百个。
能靠名声地位直接做官，还考什么进士啊。
大伙正兴致高昂的时候，钱韦明带着自己的三个兄弟，迈进了太学的大门。
“来了，来了！钱师来了！”
学正哑然，啥玩意啊，这就叫上钱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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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安光着膀子奋笔疾书，正在写一篇新的论文。
既然大宋遇到了财政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