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外的走廊，比病房内更显清冷空旷。顶灯投下惨白的光，将水磨石地板照得光滑而冰冷，反射着模糊的人影，如同另一个寂静无声的世界。空气里消毒水的气味更加浓烈刺鼻，混杂着一种人来人往却无人停留的寂寥感，以及一种无形的、关于病痛与未知的沉重压力。
郑大山和李秀兰跟着那位表情严肃的主治医生来到走廊相对僻静的一角，远离了护士站的低语和远处病房隐约传来的**。医生是个中年男人，戴着金属框眼镜，脸上带着见惯生死与苦难后的平静，但镜片后的眼神里，仍有一丝对眼前这对衣着朴素、满面风霜的渔夫夫妇的温和与不易察觉的怜悯。
“大夫，”李秀兰迫不及待地开口，双手紧张地绞着洗得发白的衣角，指节因为长期浸泡在河水和洗衣液中而显得粗大红肿，甚至有些变形，“俺闺女…她到底咋样了？醒是醒了，可那眼神…咋像啥都不认得了？”她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充满了焦虑和深切的担忧。
医生推了推眼镜，语气尽量放缓，试图用更通俗的语言解释这复杂的情况：“人醒过来，生命体征，比如心跳、呼吸、血压，算是基本稳定下来了，这是最大的好消息，说明她闯过了最危险的鬼门关。”他顿了顿，这个短暂的停顿让郑大山和李秀兰刚刚稍缓的心又猛地提了起来，悬到了嗓子眼。
“但是，”医生话锋一转，声音低沉了些，“溺水时间不短，河水又冷，脑部缺氧比较严重。就像…就像地里的庄稼，淹久了，根子就会受损。再加上…”他斟酌着用词，目光扫过夫妇俩朴实而困惑的脸，“从你们发现她时的情况和她的反应看，她落水前很可能经历了极大的心理冲击或者创伤，受到了极度的惊吓。”
他尽量说得委婉：“这两方面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她现在这种情况——医学上称之为‘解离性遗忘’，就是严重的失忆。”
“失忆？”李秀兰喃喃重复着这个对她而言无比陌生的词语，眼神里满是困惑、茫然和更深的不安，“啥都…不记得了？连自己个儿是谁…都忘了？”
“可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