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大队班子会集体讨论、公示、上报局党委批准等一系列严格程序。我们综合不过是个走流程的单位，仅此而已，其次，说他是我打压排挤的骨干，请问骨干的标准是什么？是考核数据还是其他，譬如人情关系。如果是后者，那我无话可说。”祝一凡也是笔杆子出身，言语间，将矛头巧妙地引向了程序正义和考核标准的刚性。
年轻组员见祝一凡强势，连忙厉声道：“少在这里诡辩！考核数据还不是由你说了算？谁知道你是不是动了手脚！鲁策家属为什么偏偏找廖得水同志报复？还不是因为他是分管领导，替你的错误请示汇报背了黑锅？廖得水同志惨遭车祸，你倒是风光得很，成了救人的英雄！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这指控极其诛心，几乎把肇事者家属的极端行为直接归咎于祝一凡，并暗示他可能是自导自演。
祝一凡眼神骤然变得冰冷，他转向郑少冬，语气沉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郑组长，这位同志的推论，逻辑之跳跃，令人叹为观止。首先，鲁策家属报复的对象是廖党委，动机是其个人对处理结果的不满，这一点已经由刑侦大队的严格队长初步确认，与考核程序本身是否公正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其次，说我自导自演…”他深吸一口气，猛地拉开自己的警服外套，露出里面缠着绷带、渗着丝丝血迹的肩头和胸膛，伤口在动作牵扯下显然让他疼痛地闷哼了一声，但他眼神依旧锐利如刀：“请问，这需要提前多少天排练？现场的监控录像、急救医生的诊断证明、以及我身上这些还没拆线的伤，是不是都算是我精心布置的道具？廖党委车祸精准到了邻市，数个小时之后，也是我一手策划的结果？如果是这样，那我还真是低估了自己的导演能力，我严重怀疑自己是不是入错行了！”
他的反问掷地有声，带着一股凛冽的悲愤。
办公室内瞬间安静下来，连那个咄咄逼人的年轻组员也被眼前触目惊心的伤口和祝一凡凌厉的气势噎住了。
崔媛媛适时地递上早已准备好的现场几张惨烈的事故照片和祝一凡的伤情鉴定报告副本。
郑少冬接过照片和报告，目光在上面停留了几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