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故事(1)
我出生在姑射山脚下的平安村。那山听老人们说藏着会吹笙的仙人，可在我眼里，它只是每天清晨把太阳顶上山尖，傍晚又接住我们归家脚步的沉默背景。村里的土坯房挨挨挤挤，墙根下总坐着纳鞋底的老人，田埂上的牛蹄印里，春天会冒出嫩草，秋天则积着金黄的谷粒——这就是我长大的地方，简单得像母亲缝在我衣襟上的补丁，却暖得熨帖。
父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们家是八辈子的贫民，祖辈都守着这片黄土刨食，连半亩多余的地都没有。父亲的手粗糙得能磨破棉布，掌心里的老茧比田埂上的石头还硬，那是常年握锄头、掰玉米磨出来的；母亲的头发早在我十岁那年就掺了白丝，她总在天不亮就起来推磨，磨盘转动的“吱呀”声，是我童年最熟悉的闹钟。我们家的日子过得紧巴，顿顿离不开玉米糊糊和腌萝卜，只有逢年过节才能闻到肉香，但母亲总能把粗茶淡饭做得有滋有味，父亲也总在晚饭时，就着一盏煤油灯，给我讲他年轻时在山里砍柴遇到的趣事。那时的我不懂什么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知道跟着父亲去田里，他插秧我就拔草，他割麦我就拾穗，傍晚回家时，裤脚沾满泥点，却能吃到母亲蒸的、带着柴火香的红薯。
十八岁那年，我迎来了人生第一个转折点。村里的文书捎来消息，镇上的供销社要招营业员，村里推荐了我。那天母亲乐得直抹眼泪，连夜给我缝了件新的蓝布褂子，父亲则揣着家里仅有的二十块钱，领着我去镇上报到。供销社在镇中心，是栋两层的青砖房，玻璃窗擦得锃亮，里面摆着布匹、肥皂、盐巴、糖果，还有我只在年画上见过的暖水瓶——那在当时，可是顶稀罕的物件。我被分到了副食柜台，每天的工作就是给顾客称糖、打酱油、拿盐，胸前别着枚红色的工作证，上面印着我的名字，我总忍不住用手摸一摸，心里满是骄傲。
供销社的日子忙碌却充实。每天天刚亮，我就骑着父亲给我修的旧自行车去上班，柜台前总能排起长队。有穿着打补丁衣裳的农民，来买最便宜的盐巴；有戴着方头巾的媳妇，踮着脚挑花布，要给孩子做新衣；还有放学的孩子，攥着几分钱，眼巴巴地盯着玻璃罐里的水果糖。我总是笑着接待每一个人，把糖块称得足足的，把酱油打得满当当，时间久了，镇上的人都认识我，见了面会笑着说：“今天的糖甜不甜？”
张大叔是供销社的老员工，负责布匹柜台，为人和善，总爱帮衬我。他知道我家在村里，平日里没人照应，经常从家里带馒头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