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很难用成功或是失败来总结。
说它成功，却总是废立反复，最后不仅造成了朝堂新旧两党的割裂，而且并没有让天下百姓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
说它失败，它却历经三朝都被保留下来，时至今日仍然是支持变法的新党占据上风，并且从变法以来，朝廷国库确实增加了不少收入。
从理智上说，君臣其实也都认同变法的急迫性和必要性。
但变法确实困难重重，历代帝王和臣子都努力想推行变法，可是终究被现实的困难与凶险逼得妥协甚至放弃。
其中最害怕的，就是担心激起豪强和地主的反抗心理，造成国内的动荡，甚至是民变。
赵孝骞有这个魄力，因为他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跟历代帝王温和怯懦的心性完全不一样。
他不怕豪强地主反抗，更不惧杀人。
“变法必须流血”，几乎已成了赵孝骞必然的逻辑，事物的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以前的帝王不敢付，是因为他们的顾虑太多。
既要维持朝局的平衡稳定，又不想得罪地方上的豪强地主，更希望让百姓世代当大宋的顺民。
皇帝又不是绿茶小婊砸，世上哪有这么多既要又要的好事？
赵孝骞的盘算比历代帝王更简单粗暴。
朝堂，豪强，百姓，三者是不可能都满足的，那么就只能牺牲其中一个，来满足另外两个，天下纵有短暂的动荡，但对大宋的千秋国祚来说，不是坏事。
赵孝骞决定牺牲的，是豪强地主的利益。
事实上从设立监察府，讨论青苗法，以及后来的方田均税法以来
